【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又彰显了人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的推进，引发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海外中共学是海外中国学的重要分支，在认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价值的同时，又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关怀。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反馈，可从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等层面予以探讨。同时，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偏好，可归因于信息来源、主体间认知、叙事结构等方面因素，对此，可从点面结合、海外中共学视角深化、全球叙事结构等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全球叙事路径进行系统优化。海外中共学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他者视镜”，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及其实践进路，亦可能以海外中共学的他山之石为引，科学地、辩证地推进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海外中共学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全球叙事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理念自正式提出以来，就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作为海外中国学领域的一大重要分支，海外中共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海外学界对中共党史与党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等重要理论或实践相关研究的水准，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注定会成为海外中共学叙事的一大焦点。

从发生学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出场与在场，可能被赋予了现代化理论体系及实践的某些共有属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内生于中国土壤，且在（尤其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相互建构中彰显中国智慧。不论作为一种元叙事的理论体系，还是现代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衍生，当下及可见的将来，学界或可能从国际反馈层次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前沿追踪。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近年（尤其国内）学界高度关注的理论议题，其国际反馈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重要学术生长点：研究边界可能触及区域国别学、中共党史党建、国家安全学等新兴学科，研究对象亦可能关涉政党（交往）、政府（政策）、媒体（传播）、企业（管理）等现代化政治与社会生活诸多向度。鉴于此，有必要通过高度聚焦的海外中共学视角，深入思考国际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反馈，从“他者视镜”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关切与全球关怀。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海外中共学叙事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全球叙事衍生，所谓国际社会反映与评价必然纷繁复杂。即使我们将研究范围限定为海外学界（如海外中国学），相关讨论仍可能遭遇主题涣散等问题，因之或难以就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展开跨越时空的高水平同行对话。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全面深刻理解，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的重点讨论。海外中共学历来关注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等重要历史与现实，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观察研究，较为准确地发现了认知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的关键点：

其一，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价值的阐释和认同。海外中共学通过比较历史分析发现，源自欧洲的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真正走向兴盛，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融合；中国具有深厚的文明土壤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良好政治社会条件，并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弘扬的“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品质，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兼具古今中外智慧，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不仅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还融合了农业、工业、数字经济和生态文明，为世界绘就了新的文明愿景。

海外中共学通过世界近现代史和区域国别研究比较发现，西方大国崛起似难逃兴衰周期，而中国式现代化却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归根结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曾评价，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是对全球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前巴西旅游部长和前巴西总统特别经济顾问亚历山德罗·戈隆别夫斯基·特谢拉（Alessandro Golombiewski Teixeira）认为，西方式现代化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核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公有制为核心，坚持以造福全体人民为目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资本隔绝，而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准确调整资本与劳动关系，充分发挥和激活资本文明的一面，使之服务于现代化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于人民群众整体和切身利益，以人民群众的主体愿望为动力。这种以人为本的思路从根本上区分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西方式现代化道路。

其二，海外中共学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关怀。社会主义中国“贤能政治”之成就，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壮举中得以充分体现，引发海外中共学乃至整个海外中国学界对西方“民主”理念的深刻反思；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共享，这与谋求对发展中国家控制甚或压迫的西方式现代化形成强烈反差，且中国式现代化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掠夺或破坏自然资源；“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为合作共赢的全球议程设置提供了现实的经验范本，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于全球多边议程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二战后，一些后发国家模仿甚至照搬西方式现代化，历经一段时间中高速发展后，迅速陷入经济停滞甚或衰退，坠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遭遇政治失序、社会衰退、贫富差距拉大等发展难题。公允而言，国际社会理应容纳不同的现代化路径，也尊重各国人民对现代化道路的抉择。美国共产党秘书长克里斯托弗·赫拉利（Christopher Helali）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助益于中国社会发展，也促进了全球繁荣。中国带动发展中国家群体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而不是发展霸权或推行新殖民主义战略。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分享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以增进世界人民的福祉，丰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为世界现代化进程贡献中国智慧。

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认知反馈

即使将研究视角和样本限定于海外中共学这一看似狭小的专业视阈，其间亦可能存在一定的认知分歧甚或偏差。总体来看，西方学界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仍不乏一些傲慢偏见，而发展中国家及北欧国家的认知反馈则较为积极。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认知反馈可从如下五个方面探讨：

第一，人口规模。海外中共学关注中国人口政策的变化，认为西方世界对中国人口政策存在误读，中国发展及其人口政策的调整，有助于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关注“三孩”政策等新时代中国人口政策的新变化，认为“三孩”政策是中国缓解人口老龄化及低生育率的举措，但也会受到高昂的教育成本、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等社会因素的干扰，其政策效果仍有待持续追踪；①中国需要通过退休年龄延迟、养老金制度改革、城乡结构调整、就业保障激励、移民制度改革等途径缓解养老和生育焦虑。

同时，中国人口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也成为海外中共学的关注焦点。比如，一些国际学者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应更为行之有效，如鼓励劳动力在本地创业就业等，由此连带催生的激励措施，推动经济增长，并反过来有助于中国人口政策的优化。

第二，共同富裕。海外中共学关注中国城镇化与脱贫事业。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城镇化的远景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之艰难时期，中国更需关照国内社会层面的焦虑情绪。虽然中国城镇化进程受人口规模、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城市人口规模不均、城市间经济结构差异、城市行政等级制度等因素影响，但中国宜居城市的经济增长成就也举世瞩目。当然，此类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审视”，无疑带有某种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及公共政策分析偏好。

2022年，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共同发布了《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报告，报告显示，过去40年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75%。中国的贫困治理成效具有划时代意义，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虽然海外中共学对中国贫困治理的认知不一，如有海外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教育和家庭补贴方面仍不够完善等，但更多则赞赏中国贫困治理模式，认为中国为巴基斯坦等国利用有限资源消除多维贫困提供了范本，如对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施行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进行试点推广等。

第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除了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海外中共学同样关注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进展，如通过城市个案分析，考察深圳的党员发展情况和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进而分析公务员何以被激励成为社区单元的社会行动者。②

青年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群体和对象，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在此过程中，新媒体发挥着重要媒介作用。有海外中共学者以上海青年对跨国流行影视剧的解读为例，探讨“向上流动”的当代中国青年，如何在集体主义价值观内实现个人成长与商业、教育及社会发展目标的契合；同时，也有学者提出要重视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变化，这将为新媒体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叙事形成提供新的内驱动力。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分析，海外中共学高度评价了中国经济增长之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以及中国农业发展对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认为，高度依赖能源密集型重工业的经济结构，导致中国将增长结构锁定在高水平能源强度上，而农业经营和管理方式上也有着高额的环境成本，如过度使用化肥对土壤、空气、水源造成污染。

关于中国环保承诺与行动，海外中共学认为，中国有能力在地方层面控制环境污染，并改善城市空气和水的质量。具体到气候治理与气候行动，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世界可以在空气污染防治和碳排放交易体系方面与中国加强互动。一些海外学者认为，鉴于中国气候政策在应对气候危机、气候治理与空气污染防治等方面具有协同效应，中国国内气候治理的政治和社会成本提高、减排成本下降，以及全球气候谈判与气候行动激励等制度化因素的转变，因之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诉诸国家净收益而非道义考虑，应当成为西方主要国家与中国互动时的优先项。海外中共学还进一步认可中国环境保护的独特性与全球性。以林业为例，不同于西方某些草根环保运动，中国政府在生态环保进程中扮演着尤为关键的角色，且中国环境治理的经验可能有助于环境社会学理论创新。③城市等次国家行为体在落实中央政策和气候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互联网技术也增强了民间环保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中国环境治理的能力。至于“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等典型的中国理念，也引发海外中共学关注，且将此类话语视作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等相近理念的创新阐释④，与“人类世”理念创设有异曲同工之妙，重构了知识与权力间的关系，中国学界也有望借此推动学科建设，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进步贡献新的知识。⑤

第五，和平发展。在看待中国发展壮大这一议题上，海外中共学与主流学界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界保持着较高程度的一致。例如，认为中国的发展壮大将带来一定的威胁；⑥西方媒体叙事引发普遍的对华焦虑，认为英文世界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叙事反而可能导致局势紧张甚或冲突恶化。

至于中国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讨论，英国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和平崛起”比“和平发展”更适合于中国战略研判，“和平崛起”是崛起中的大国得以在国际体系中与其他大国在物质能力、国际地位等方面获得绝对或相对收益，且不会引发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因而“和平崛起”可以看成是一个双向进程，即新兴大国适应国际社会规则与结构，同时其他大国也能适应新的权力和地位分配等新变化。

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认知归因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更具未来政治色彩的中国（外交）新理念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本身更多是以历史进程和当代感来呈现的。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认知归因，亦至少涉及如下三个层面：

其一，信息来源。尽管研究视角已然聚焦到小众且专业的海外中共学领域，且假定海外科学研究者出于严谨学术分析的本能，必定会尽可能区分学术文献和新闻媒体海量信息，然而学者仍很难实现研究数据来源完全客观中立化。那么，中国的发展壮大本身可能被简单化地视作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因之时常被异化为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挑战甚或威胁。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学界关于美国霸权衰退的担忧不绝于耳，英文世界习惯性将崛起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称为“某某陷阱”。一方面，中国努力通过对外宣传等多渠道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但西方所谓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描述方式却依然不乏主观色彩甚至抹黑；另一方面，海外公众的认知，至少部分受到其国内媒体叙事的影响。可见，这种理念冲突是社会建构的，我们需要关注国家身份、联盟和战略理论等何以在现有信息来源中进行社会建构。冲突分析框架的提出，可能超越学术研究的信息源本身，进而上升为国际政治问题。

相反，不妨再以上文提到的中国贫困治理和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为例。这些案例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广泛的接受度，收获积极反馈，本身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海外中共学者对信息来源的筛选和“共情”决定的。出于相似的社会科学关怀，中国式现代化反映的中国之治，不论是宏观经验还是微观经验，都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宏观上，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轨迹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持续高速增长的成功要素，如人力资本积累、外向型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宏观经济稳定，以及符合比较优势与支持竞争的结构性政策调整，激励地方试点和创业来实现宏观政策目标等，为有效治理提供了重要案例；微观上，通过强大的电子商务和物流网络，将农村地区纳入城市供应链，以及用精准扶贫对贫困家庭和贫困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⑦

其二，主体间认知。主体间认知差异长期存在且难以消弭，但又不能一概而论。换言之，剥离具体情境和信息来源的主体间认知，过多强调差异本身并无太多学理价值。具体到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解读，其中的价值意涵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基础，值得比较和反思。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例，当涉及生态系统与生态文明话语时，中国国内学界较习惯于使用“建设”一词，如“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但在海外中共学研究叙事里，西方更易接受的是“save/preserve”，对应的是“nature, planet”——环保标语也成了“save the planet” “nature needs half”，而不是“civilization”。在中文语境中，“生态环境”显然是人类和自然过程的产物，法国哲学家拉图尔所谓“现代人”的自然和社会政治（如气候变化及其治理）是离散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西式二元认知，但这种二元认知或曰思维定势已然被气候变化等复合安全难题扰乱。从西方认知思维惯性看，人与自然是分开的，但“人类世”“地球史”等都超越了自然与社会间的二元性，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生态、气候变化问题实际上是社会政治问题（如全球气候政治）。因此，涉及生态文明“建设”时，其实关乎人与环境和谐共生，但在海外中共学叙事里，尚难以将植树造林等行动视作保护“环境”，而偏向于将其划归为基础设施（建设）范畴。

其三，叙事结构。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认知，反映了某种多线叙事结构。如上，海外中共学者获取的信息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是英文信息源），叙事者往往又以非华裔的海外中共学者为主体（这不等于说华裔的海外中共学者的研究工作不重要），那么此时叙事结构就成了海外中共学突现于学界的直观成品。换言之，尽管诸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康灿雄（David Kang）、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等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不乏深刻洞见，但不论此类海外中共学（甚至包括更广义的海外中国学）如何基于历史诠释或社会科学解释框架，构筑起“精彩纷呈”的多线叙事，其背后或可能仍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之下的“国际社会扩展”（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进程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全球叙事路径优化

与发展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几近同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也仍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其全球叙事亦将随之进一步展开。可以想见，凡涉及全球叙事，国内学界更多从国际传播或中国理念对外宣传的角度展开叙事路径探析。于是，“国际传播”“国际反馈”路径分析，也成了近年来政治传播研究当中的显学（从“发出中国声音”到“讲好中国故事”）。不过，由上文认知归因分析不难发现，传播叙事路径优化，或可能主要关涉大众政治语言面向，且信息源往往关注广义媒介，因之所及路径探析，自然而然亦可能回落于政治话语之表征。换言之，有关政治传播及其路径优化的分析讨论，既可能无处不在，又可能流于泛泛。鉴于此，有必要尝试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全球叙事开启新的优化路径。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全球叙事的点面结合。所谓点面结合，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以“海外中共学”研究为起点，以“海外中国学”研究为拓展面，从而较为科学、合理、渐进地延展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全球叙事的学术分析。如此，方可能从研究设计和案例选取上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全球叙事的问题点、议题面。试想，漫天撒网式的“国际反馈”研究，宛如游走于喧嚣闹市，所闻杂音往往可能更甚于研究者原本期待的理性思考。二是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叙事为核心点，以当代中国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叙事为场域面，从而全面、深刻、动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而避免坠入海外中共学研究主题涣散之怪圈。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国外交为例，这些原本分属于不同研究层次或范围，倘若混为一谈，不仅可能导致主题涣散，还可能被外界误读，滋生非中国世界的抵触情绪和无谓焦虑。因此，何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理念，何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处的新时代场域，需要从全球叙事点、叙事面上清晰认知，并进一步优化叙事逻辑，以利于理论体系的整体完善。

第二，深化海外中共学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研究，开展国际同行间高水平学术对话，推动全球知识界关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合作交流。如上文提到的不可避免且广泛存在的主体间认知差异，不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还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即使将研究视角聚焦为海外中共学，海外认知中的不同声音仍不鲜见。研究层面小且专的海外中共学界同样存在认知差异甚或误解，更遑论“全球叙事”的无限拓宽。鉴于此，同样不妨从两个维度来寻求路径优化：一是优化现有的学科布局和基础研究条件，比如中国国内一些高校的全国重点294俄罗斯专享会，正尝试或已经设立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如何区别于这些单位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如何就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来从事前沿学术研究，回应时代和国家战略需求，显然是横亘在新时代中国学者面前的新挑战，但也是机遇所在。而“海外中共学”二级学科方向的设置，恰可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全球叙事建构的学术基地。二是国际同行间高水平学术对话的可能路径探析，此处不妨仍以和平发展为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理念，尤其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国际同行间的高水平对话似尚未开启，而开展此类十分具体的理论对话势在必行，因其事实上关系到合作共赢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全球叙事的国际同行间对话亦概莫能外。鉴于此，可能的应对路径，仍在于回归学术研究本身，如可以尝试借鉴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较为成型的话语体系，开展扎实的比较政治或历史研究，从而真正意义上达到理论对话与争鸣的短期目标，并最终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之于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良性互动意义上的全球叙事衍生等中长期目标。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屡次载入联合国决议，此类中国理念的实践正能量，仍可能不断涌现于国际平台。

第三，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全球叙事结构优化。不论是直接寻求问题解决路径的单线叙事，还是为打造更为立体的理论体系而构筑起来的多线叙事结构，一方面需要结合党的二十大最新理论成果，继续深化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阐释，构建起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丰富意涵的全球叙事；另一方面，以“中国式”叙事嵌入整个发展中国家世界现代化经验分析讨论，消解现有所谓现代化全球叙事的美欧中心主义，与国际社会共同实践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或可能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全球叙事建构的必由之路。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海外中共学叙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全球叙事结构优化，理应坚持以我为主，在此基础上，博取众家之长，为我所用。也就是说，不必刻意迎合所谓主流（尤其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标准，而仍以中国式探索、创造、追求为底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完全形而上的抽象思想理论体系，而必定与具象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深刻而现实的联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海外中共学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他者视镜”，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及其实践进路，亦可能以海外中共学的他山之石为引，科学地、辩证地推进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

（作者为294俄罗斯专享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西安交通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9CGJ043）和第二批陕西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类）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编号：TZ0275）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Isabelle Attané, “China's New Three-child Policy: What Effects Can We Expect?”, Population & Societies, Vol.596, No.1, 2022, pp.1-4.

②Deng Guosheng and Elaine Jeffreys, “Changing government in China through Philanthropy: On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ivilized Cities and Good Communists”, Economy and Society, Vol.50, No.4, 2021, pp.517-541.

③Niklas Werner Weins et 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M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limate-forestry Nexu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Vol.9, No.1, 2023, pp.6-19.

④Sam Geall and Adrian Ely, “Narratives and Pathways towards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36, 2018, pp.1175-1196.

⑤Marinelli Maurizio, “How to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in the Anthropocene: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Intellectual Debate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3, No.3, 2018, pp.365-386.

⑥Timo Kivimäki, “Finlandization and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8, No.2, 2015, pp.139-166.

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2年。

原文链接：http://www.rmlt.com.cn/2023/0411/670832.shtml